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在香港異常受歡迎，這種飲料和「獅子山下」式的老舊港式奶茶近乎沒有關係：港式奶茶講究的香濃幼滑在珍珠奶茶的世界裡是不存在的。港式奶茶要求種種沖調技巧，而台灣來的珍珠奶茶只剩下冰涼的口感和化學奶精沖泡而成的合成口味。即使享用的環境也大有不同，港式奶茶的茶餐廳是典型六七十年代草根階層認同的形象，而台灣珍珠奶茶是在擁擠的街頭上，從一間小型舖頭裡實驗室一樣的廚房製造出來供人外帶的。

最不費力的分析當然會說這種珍珠奶茶代表的是九十年代末至零零年代頭在香港竄起的台灣流行文化，人們在旺角街頭排隊苦候的不是一杯珍珠奶茶，而是一個又一個空氣般的符號，指向(connote)台灣這個地方[1]。事實上，無數這些珍珠奶茶外帶店均嘗試將自家店的形象向台灣靠攏，聲稱自己是由台灣傳入的分店，在台灣做成轟動，這些論述無非是想將自家店捲入台灣這個符號文化機器裡面，將「台灣」挪用為自己所指涉的意思。不過這種分析的問題在於它沒有解釋到：為何是珍珠奶茶而不是其他（台灣飲料／小食／甜品）？當台灣夜市文化提供了如此多樣的飲食選擇時，為何香港人是認同於「珍珠奶茶」這個符號？

精神分析會說「珍珠奶茶」包含了欲望因(object-cause of desire)——超乎了台灣文化所帶來的渴慕而直指人謎般的欲望，而無法滿足的欲望促使人繼續消費「珍珠奶茶」，正因為珍珠奶茶無法代替香港人渴望的台灣本身。珍珠奶茶這個比喻對台灣這個本體是一個不好的喻體，所以它無法滿足我們的渴求。齊澤克(Slavoj Zizek)在討論可樂和美國文化是就用了相似的說法：

"It [Coke] is not directly pleasing, however, it is as such, as transcending any use–value, like water, beer or wine, which definitely do quench our thirst, that Coke functions as the direct embodiment of "IT"..., [s]o, when, some years ago, the publicity motto for Coke was "Coke, that's IT!" we should discern in it the entire ambiguity: "that's it" precisely insofar as that's NEVER effectively IT."[2]

可樂原本是藥水，所以五六十年代人們是在藥房購買可樂的。這點和珍珠奶茶非常相似，因為珍珠奶茶製造的地方都是差不多的化學工場，它不是傳統由牛奶和紅茶沖調出來的港式奶茶，它是由化學提煉的奶精、香精和水混合而成的，而「珍珠」也是木薯粉在工廠大量製造出來。換言之，可樂和珍珠奶茶兩者都是化學合成物。也許精神分析的優勢就在於它能將「剩餘快感(surplus-enjoyment)」和飲料本身的人工性結合起來。

但問題也在這裡：可樂是預先包裝的飲料，它可以將整個工序隱藏起來，避開了「化學合成」引起對食物的疑慮。但珍珠奶茶的混合工序在那個開放式食物實驗室裡其實沒有隱藏了多少，那到底為何群眾可以在門口等候良久，望著各種稀奇的非人化工序而無動於衷？而且可樂的個案裡可樂的冰涼口感和碳酸氣體是絕對的享用條件，但珍珠奶茶的款式多樣得根本珍珠、奶和茶都未必需要存在，欲望的絕對性並不適用於珍珠奶茶上。

我們如果採用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的解釋，可以得出更深入的結論[3]：目前不是文化生產著符號，而是符號生產著文化。符號掩飾著個別文化不存在的真相——不再有獨一無二的人類文化，一切只是全球化下所謂多元文化的掩飾。到底台北和香港街頭有甚麼分別？這是無效的問題，因為尋找答案就意味著回歸到「多元」的騙局裡。珍珠奶茶的確是台灣文化的符號，但目前是符號製造出文化，是透過「珍珠奶茶」的符號我們才能辨認出香港和台灣的分別，而香港人消費的台灣所指(signified)並不先於符號存在。更準確的說，台灣是一個模型，統領著香港人的欲望，以消費符碼的形式出現：台灣這個虛構的意義反過來掌領了香港人的消費模式，商家製造出台灣的幻象，而消費者被預期該嚮應這種生產出來的台灣潮流。

符號學的解釋因此完全失效：他們只看到商家如何操控符號的邏輯，但消費者並不一定在跟商家玩意義的遊戲。精神分析論及的地方認同（根據齊澤克在"America, this is Coke!"到"Coke, ths is it!"之間的換轉[4]）的局限亦在於它假定了消費者渴望符號背面指涉的文化（台灣）——現在不再是"America, this is Coke”的年代（整個國度被一個符號挪用），而恰好是齊澤克說不可能的"Pearl Tea, this is Taiwan"（符號生產出意識形態上的他者文化）。

而這個解釋重點在於消費者的角色——他們對珍珠奶茶的人工合成性無動於衷正反映了消費者整體的虛無主義。他們其實對台灣文化沒有興趣，沒有意思透過飲用珍珠奶茶向同儕表達自己有多追得上潮流，他們熱愛的是符號——不是符號背後的文化（台灣、流行）也不是珍珠奶茶這種飲料（過甜而黏稠的液體），而是「無物(nothingness)」[5]。他們的消費不是為了珍珠奶茶不能代表台灣，而是要摧毀符號製造者生產出來的台灣。所以無論產品本身有多「違反」自然，消費者都不介意，因為他們在以更違反自然的行為來回應。

[1] see Roland Barthes, Mythologies.
[2] Slavoj Žižek, Surplus-Enjoyment Between the Sublime and the Trash.
[3] see Jean Baudrillard, "The Precession of Simulacra",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4] Slavoj Žiž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pg. 96.
[5] 這種說法和拉岡(Jacques Lacan)所說的相似：厭食症病人不是要自己甚麼都不吃(not eating anything)，而是eat nothing。